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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勤華:法學研究中的中西關系

時間:2019-01-22 14:43:40    來源:《法治吉林建設研究》    編輯:編輯部    瀏覽次數:

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,法學研究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踐,傳承優秀傳統文化,合理借鑒吸收西方的法律文化,處理好中西關系。

一、法學研究之中西交流的幾個時間節點。1215年,英國頒布《大憲章》,而中國是宋嘉定八年,宋、夏、金和蒙古互相混戰,我們對西方一無所知。1265年,英國召開人類歷史上第一屆國會,而中國處在南宋末,對西方也是一無所知。13世紀末,馬可·波羅(Marco Polo,約1254-1324)來華,其游記帶回西方,介紹了中國的法律。1628年,英國國會通過《權利請愿書》;1640年,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,中國尚處在明朝末年動亂之中,對此并無關注。1688年,英國完成光榮革命,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,法治成熟,而中國尚處在康熙時代,延續著明君人治的故事。1776年,美國頒布《獨立宣言》,1789年,美國依據憲法建國,同年,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,而中國處在乾隆時代,表面繁榮,內部危機,對西方包括其法律并無關注。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,1870年德國建立,兩國開始法治近代化;中國則已淪落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會,中華法系已經分崩離析,西法開始東漸,影響中國。

結論:在引起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等世界主要國家法律變革的時間節點上,中國是置身于其外的,我們一直在中世封建的中華法系的框架內蹣跚而行。

二、中國封建法受到西方關注。中國自身的法制發展,則受到了西方各方人士的關注和重視。首先就是13世紀末的意大利人馬可·波羅的來華。之后,17世紀末,萊布尼茨;18世紀上半葉,孟德斯鳩,伏爾泰;19世紀初,黑格爾都對中國法律進行了描述介紹。1810年,中國大清律例還被譯成了英文。

結論:近代以前,中國封建法律受到西方關注,但沒有對西方社會產生大的影響。而西方的法律,此時還沒有受到中國的關注。所以,此時中國與西方國家尚無實質性的法律交流和法學比較研究。

三、鴉片戰爭后西方法對中國法的影響。1840年鴉片戰爭,林則徐組織人員編撰《各國律例》,魏源出版《海國圖志》等,開始睜眼看世界,他們的作品中,已經開始了介紹西方國家的法律。

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,兩類人開始面對西方(包括其法律),一類是國家大臣: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左宗棠、張之洞等。另一類是引進西方政法思想的學者:如王韜、薛福成、容閎、鄭觀應等等。

1898年“戊戌變法”,光緒帝,康有為,梁啟超,都想變法圖強,但最后引進西方法律的努力也都失敗了,只留下了一個京師大學堂。

清末修律,沈家本,伍廷芳,開始進行系統地引進西方法律理念、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的實踐。他們這種借鑒西方法律的活動雖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,但也有一些成果,如西方的法律理念(如法治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),法律原則(如公開審判、律師辯護等),法律制度(如議會、司法獨立、法人等)開始傳入中國。

中華民國: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,有了約法、參議院法,普通教育暫時辦法,銀行則例等;北洋政府的立法,有了1913年《天壇憲草》,1923年憲法,暫行新刑律,刑法兩次修正案等;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的立法,其成果就是1928-1935年編纂完成的《六法全書》,這是在中西法學研究交流的歷史大背景中,通過系統吸收、研究西方國家的法律,并結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后形成了自己的體系。

新中國的吸收外國法律的活動。分為四個階段:1949—1954年,基本上只吸收和研究蘇聯的法律;1954—1957年,在吸收和研究蘇聯法的基礎上,也適當吸收部分西方國家的法學研究成果,帶有中國自己特色的法學研究也開始起步,突出例證就是1954年憲法的制定頒布以及在憲法指導下的法學研究的展開;1957—1978年,由于“反右”“大躍進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等政治運動的影響,我們和外國的法學交流處于停頓狀態;1978年至現在,在改革開放的國策之下,法學研究中的中西關系再次受到重視,我們展開了全方位的立法和法學研究的中外交流活動。但此時,中國的法律走出國門,影響外國的情況剛剛出現。

結論:170年來法學研究的中西關系,基本上是一邊倒,西方影響中國,除了20世紀50-60年代是蘇聯,其余都是受西方影響。

四、傳承中國優秀法律文化,合理借鑒西方法律文明精華。兩點原則:一是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,如寬嚴相濟、明德慎法、德主刑輔、保護生態、憐老恤幼、追求和諧等;二是要合理借鑒吸收西方的法律文明精華,在立足于中國國情的基礎上,合理借鑒吸收如良法之治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、公民人權保障、對公權力濫用的限制、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等的成果。

五、六點反思。主導中西法律交流,不僅僅在法律本身,而在于國家的整體發展、綜合國力、文明水平。其中,6個要素至關重要。1經濟必須發達。2政治必須清明。3文化必須先進。4法律必須完善,始終把握“法律是治國之重器,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”這一基本原則。5學術必須昌盛,面對社會的熱點和難點,繁榮法學研究。6教育要有魅力。(據中國法學會網2018年9月28日《第十三屆中國法學家論壇》)

(何勤華:華東政法大學校長,博士生導師)

本文刊登于《法治吉林建設研究》2018年第6期法治文摘欄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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